讀+：在“絲綢之路”上，中國人是主角嗎？
張國剛：中國更多的是起一個“供給方”的作用，提供商品，也提供了中國控制區域一側的秩序和安全。絲綢之路對于中國方面來說主要是邊境貿易，中國人主動出境貿易不占主流。根據文獻記載，陸上絲綢之路，擔當東西貿易的商人，主要是塞種人，即大月氏人、匈奴人，中古時期則以粟特人為主流。唐宋以后，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是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為主，還有部分猶太人，華人也有參與。《法顯傳》提到，法顯從斯里蘭卡返回中國的途中，就是因為中國商人對他的保護，才免于同船婆羅門商人的戕害。但是由于社會結構和宗教信仰的原因，也由于中國政府對外貿的嚴格管控，華人參與絲綢之路上的貿易，多半是散兵游勇式的，其規模不能與胡商相提并論。據阿拉伯文獻記載，9世紀的廣州，已經有數萬名外商居住。
讀+：為什么與西方相比，歷史上的中原政權在東西方交流方面顯得不夠主動進取？
張國剛：除了大家熟悉的張騫通西域、鄭和下西洋之外，應該說還是有一些主動進取的行為。比如戰國時期的趙國就強調過，與西域的交通不能被切斷，否則就會影響到胡馬、代犬、玉石等物資的進入。再比如隋煬帝也曾經大力經營西域，他其實是中國皇帝中走得最西的一位；此外唐德宗時期（約785年），大臣楊良瑤奉命從海上出使大食，比鄭和早七百年，可能有些讀者尚不知道這件事。
東西方交流涉及“動力機制”問題。
無論是西漢武帝時期張騫出使西域（前138 年），還是東漢和帝時期西域地方政府派甘英出使大秦（羅馬），無論是唐德宗派楊良瑤海路西行，還是鄭和七下西洋（1405—1433 年），都是出于政治和外交交往的目的，帶有軍事性質。
絲綢之路動力機制的第二個維度是經濟與財政需求，第三個維度是科技對于絲路交往的重大促進作用，第四個維度是宗教熱情和知識追求。
以鄭和下西洋為例，鄭和下西洋是為執行對外政策，而非歐洲大航海那樣為資本原始積累服務。當帝王在經濟上足以應付巨大開支時，為了實現其政治抱負，就會產生積極向海外拓展的雄心偉志。
而當這種政治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滿足，或經濟上因開支浩繁而難以承擔時，帝王自然會缺乏積極進取的熱情。
如果鄭和航海也如歐洲那樣，不單純是以統治者的個人意志為轉移，而是致力于為一個有足夠獨立性的資產階級開辟廣闊的海外市場，那么就會有持續的動力和經濟援助支持這樣的遠航運動繼續發展下去。可以說，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走向決定了鄭和下西洋這樣的事業只能是曇花一現。
本文節選自：長江日報-長江網 李 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