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發展進入一個特殊時期。中國要實現經濟轉型，民族復興，在全球產業的格局地位要發生變化，必須依靠新技術發展。胥和平認為，新科技革命為我們提供了趕超的時機，但現在的問題是，發達國家依舊有很大的優勢，我們面臨雙重壓力，一方面是發達國家的壓力，一方面是發展中國家傳統工業的壓力。我們傳統工業做起來非常費力，新興產業打開通道也很難。

從中國產業自身來講，主要存在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我們還缺乏技術儲備，另一方面，我們新興產業的發展，深受傳統產業發展模式的影響。技術沒有在自己手里，市場沒有在自己手里，體系沒有在自己手里。

胥和平認為，如果從宏觀的角度來分析中國產業發展和經濟增長面臨的困境，可以說，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要素成本全面上升和技術全面轉型的時期。原材料、人力成本、環境成本全面上升；而傳統的技術，做了幾十年，很難再支撐現有的技術體系全面轉型。胥和平說：“過去30年，利用改革開放政策，利用上一次工業革命和上一次工業技術成果，利用自己轉型中的市場環境，企業不留神就掙錢了。但是現在這個模式不行了。”

面對經濟發展可持續性不強等問題，國內產業的出路何在？胥和平認為，應當有系統性的思維，提升創新能力的同時應當加快發展方式的轉變，從淺層次的技術創新走向經濟模式的創新，在用新技術改造和提升傳統產業的同時，也應當重點發展戰略新興產業。

胥和平說，應當冷靜地看待改革開放30年的經濟成就。過去30年中國形成了巨大的生產能力，而這些生產能力主要集中在傳統產業。“我們的鐵路、煤、紡織、鋁、造船……整個上層工業別人都玩了一百年了。”但這并不意味著這些產業不再具有很強的生產能力，不再具有盈利能力，不再具有很強的發展潛力了。胥和平認為：“不能全部拋棄這些傳統產業，要用新技術提升它，增加他們的活力和潛力，這個空間非常大。

而要實現整體的轉型和升級，更重要的是全面發展戰略新興產業。胥和平認為，發展戰略新興產業，對企業來講發展模式、發展戰略、發展理念等需要系統性的改變。令人欣慰的是，中國已經涌現出一批不但在技術上創新，更在模式上創新的企業。胥和平舉例稱：“小米科技從一個制造商變成了一個新型的、現代的、制造和服務融為一體的現代企業，這是一個典型代表。”

胥和平表示，無論經濟轉型還是企業轉型，都需要學會向創新投資。“要真正改變中國企業只熟悉傳統產業投資，不熟悉新興產業投資的現狀，這是一個富有挑戰的問題。”